翻译传播研究，正在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的聚合现象。它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是跨学科研究的新表征，是接近翻译的新路径。它以“问题”为单位，汇聚各个学科的力量，来解决因翻译引发的各种问题、触发的各种现象，正在引起学界的新思考。

　　翻译传播研究有别于翻译传播学

　　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翻译传播研究重点关注翻译的传播现象和问题，并探寻译本的传播规律。它有别于其他翻译研究，比如译介学，同时又与其他类型的翻译研究呈并列关系，互相补充，共同构成翻译研究的科学图谱。各类翻译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各有各的重点关注对象。译介学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研究，关注的是翻译文学中创造性叛逆现象和规律；而翻译传播研究则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待的，更多关注知识在社会场域或不同语言文化系统之间的转移、准入、流传、接受与变异等内容，它又有别于翻译传播学。

　　苏珊·巴斯奈特就曾指出，“我相信比较文学或者翻译研究就本身的资格而言并不是学科，它们只是走近文学的方法。试图争论这些庞大而松散的研究领域是否是不同寻常的学科是毫无意义的，这是因为它们非常多样化，而且是由语言学、文学、历史、政治、电影、戏剧等其他学科组合成的一个综合体中派生出来的。比如，记忆研究——另一个庞大的领域——是否是一门学科，而我还是要回答说不是，因为记忆研究也是依靠艺术、社会科学和医药科学一系列既有学科而来的”。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比如认同研究、伦理研究、伤痕研究等。

　　翻译传播研究以问题为导向，以知识传播为重点，借助其他学科方法、视角和进路，剖析翻译的各种传播问题和现象。比如，译本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接受度研究，就要借助语言学、心理学、传播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另外，它重点关注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失真、走形、变味的原因，即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问题。此处提出的知识传播概念，并不是说它不涉及信息的传播内容，主要是出于对连续性或整体性文本的考量，比如学术类文本、文学类文本、政治文献类文本等。同时，我们也可以将其狭义化，称其为文本类翻译传播学。这样区别，最主要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混淆和误解；同时，希望将之前提出的“翻译传播学”这一概念进行微调，以更精确地描述和关注翻译的传播现象和问题。那么，它们二者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翻译传播研究将翻译传播学精细化

　　科学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对某一类特殊现象进行界定，从概念限定出发，建构可行的理论，依托可靠的研究进路，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社会现象进行探索，并得出规律性的总结，为人们提供一个清晰的学理图谱或图景，为知识生产、创新和共享提供智慧支持。“翻译传播研究”这一概念，正是通过多种丰富的实践和案例的观察才谨慎地提出来的，是“翻译传播学”的精细化表现。

　　国内外对“翻译传播学”理论的建构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系统和具有说服力的学科体系。我们要建立“翻译传播学”，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翻译学本质上是一门边界广阔的开放型学科，为我们理解和阐释“翻译传播学”提供了可能性；二是翻译与传播互为一体。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译者作为翻译传播中信息的传、受者，在翻译中担任的主要任务除了还原、重构和建构文本的意义之外，还肩负着传播文本知识的重任。知识在源语文本、译者、目的语文本、读者之间的交互流动，说明了翻译与传播之间具有内在联系。

　　一门新兴研究学科的出现，学界最关心的是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以及据之建立的学科体系。之前的“翻译传播学”，关注“翻译”和“传播”的内在联合关系，认为其重心应该落于传播学，可以考虑建立一个新的学科，为翻译学的研究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理论框架和学科空间，包括操控研究、媒介研究、文本研究、角色研究、效果研究、噪音研究等内容，为一些感兴趣的学术伙伴提供一个学科思路。“翻译传播学”已引起国内许多高校的重视，比如湖南师范大学的翻译传播学二级点的建设。

　　从学科领域划分看，根据研究对象不同，学科可分为研究事物性质的学科和研究事物之间关系的学科。前者属于本体研究，后者为关系或交叉研究。按照目前的翻译研究的发展现状，我们可以将“翻译传播研究”归为关系研究的范畴，旨在揭示翻译与传播之间的关系，一般为跨学科研究。在翻译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两种学科理论的互借现象，如翻译地理学、翻译伦理学、翻译生态学等，为翻译研究增添了新的学科增长点。考虑到研究领域的特殊性，我们不妨用“翻译生态研究”“翻译地理研究”“翻译伦理研究”等概念来表述，它们的学术包容性更强，也更有助于中国翻译学的学科内涵建设。关系学科是本体学科的进一步延伸和探索，为学科的理论建构和空间拓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关系学科从本体学科分化出来，是科学向着精细化、系统化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翻译传播研究”就成为一种精耕细作的翻译研究领域。

　　翻译传播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领域

　　传播贯穿于翻译过程始终，同时又是翻译的延伸。文本在“跨文化旅行”中，其既有的知识是否得到完整系统的认识、理解、转化和表达，以及译本的文化适应和接受程度如何，都是翻译传播研究的考察内容。源语文本是否能顺利到达目的语读者那里，并得到原汁原味的解读、理解、接受和认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要素。如果传播得当，文本的接受度和美誉度就高，否则，将引发很多重要问题，比如中央文献的对外翻译传播，就是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作为国家话语的重要知识载体，中央文献尤其是国家领导人文献，对中国话语实践的对外表达和国家形象提升等具有核心作用，翻译一开始就面对诸多现实问题，比如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表达等。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传播中有一点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即受众问题。大多数研究中提倡的传播效果过于宽泛化，看似将受众纳入视野来考察，并用大量的数据和语料库来支撑，证明文本离开母语环境的跨文化存在，比如馆藏情况；这些只是说明文本的旅行，但没有考虑受众的接受情况。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受众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项目等不同级别的项目也给予支持，但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大多数文献（包括学术文献和政治文献等）外译研究并没有将受众进行严格区分，而是将受众群体视为一体，等而同之。拿中央文献的对外传播受众来说，他们通常是一些国外的政治家、政策顾问、专业外交人员、学术研究人员、社会精英人士等特殊群体，而不是传播学领域中提及的普罗大众。

　　这个特殊群体是一个窄众概念，具有特定的群体性和社会特征，不同于社会大众，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担当着社会舆论领袖的角色，对社会舆情的动向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多次学术研讨会的专题讨论中，我们感受到多个学者对中央文献传播和接受度低的悲观情绪，以及许多研究论文的“接受度不高”的无奈结论。通过评析，我们发现，出现类似情况的主要原因出于对受众群体的界定上。就像武侠小说、玄幻小说、侦探小说、儿童文学等类型文学拥有特定的阅读者群体一样，中央文献的外译本也同样受到特定人群的关注。因而，对文本受众的重新界定，就能为我们评价中央文献对外传播效果提供一个新的可行思路。

　　除了受众类别之外，翻译传播还要考虑受众的其他因素，包括噪音因素、心理因素、伦理因素、需求因素等。另外，从文本的理解度、接受度、可读性和美誉度等几个方面来判断的话，我们还可以借助语料库或话语分析手段，对特定阅读人群对待中央文献的观点、态度和价值取向开展定向性的精准分析，从而得出合理客观的结论，获得丰富的研究资料，从而丰富翻译传播研究的内涵。

　　（本文系2019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习近平治国理政话语的翻译传播研究”（2019SJZDA1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城市发展智库研究员、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