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语言都有区别于其他语言的结构性特征和表现法倾向，这些特征和倾向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甚至可以差异悬殊。承载这种特殊语言结构和表现法的文本，一旦离开源语社会—文化语境，就在目的语社会—文化语境中出现形式、意义、意向和功能等的异化和疏离。
译者在展开翻译活动时，应该对这种语言殊异性有所体悟和觉察，即具有语言差异意识，然后才能在具体的跨语际转换中，根据不同的语境将源语文本表达式转换成适境的目的语文本表达式。译本亦如原本，一旦“脱胎换骨”，脱离它的塑造者，就变为全新的事物，进入全新的语境当中。而译者应将心境、语境、情境、需求等多重因素纳入考量，并时刻审视和打量译本，在翻译过程中保证译品的新颖性和殊异性。如此，这种语言转换行为才有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讲，翻译是一种译者“原创性”的求异行为。
译者个体的认知和体验殊异
个体对世界的认知和体验是特殊的、各不相同的。而就翻译而言，这个过程由多个个体共同参与来完成。
首先，原作是作者根据本人所处的语境，按照一定的创作伦理，构建观照现实和当下的文本世界，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文本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译者亦如此。其次，在面对原作时，除了严格遵守规则（包括翻译规范、伦理和约定条件等），译者在驾驭规则方面有一定的自由度，如同开火车，火车有铁轨，但如何驾驶火车却是涉及个体经验和世界观的事情了。从原著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发现，原文文本都是历史产物，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即使在当下的新语境中，很多文本也都是作者情思独运的作品，都是基于前文本（如民间故事、口头传说、神话、儿歌等）的构建，有前文本的痕迹和影子。同时，它们也是原创性的文本，因为它们浇铸了创作者的匠心和妙思，取材于前文本，而又与前文本相异，具有感官体验上的新颖性和独特性。再次，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又因自己迥然不同的感知和经验，而品鉴出另类的味道来，或对作品的附件部分或不起眼的笔触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译品（如中国四大名著译作）与原作在意义上神似但又风格迥异，意向上对应而手法却不一，功能上一致而效果却相左。从这点上来看，翻译这种跨语际转换行为，就是一种原创。
译本是原本“生活形式”的另类呈现
从文本层面来看，原本通过目的语重新得以呈现或表征，其语言形态、内在蕴涵、价值意向等都发生了范式上的转换。文本一旦离开母语文化环境，就已经是新的文本了。原本离开孕育的根基之时，就立即产生新异变化，体现在意义、意向、功能等维度。原文本中所承载的“生活形式”在文字转换中被赋予新的面貌，译者与作者在思维方式、语言风格、生存环境等多个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前者书写风格的迥异程度。刘宓庆先生就曾指出，翻译的难处，并不完全在寻寻觅觅于双语的词当句对，而在于对两种“生活形式”异同的观照和精微分析：同则大体可作对应或基本对应转换，异则必须另取应策手段，找出“最佳替代式”以利双语沟通。可以说，多数翻译活动的结果因译者的个性而背离了译写的良好初衷和规范要求。不过，也因为有了这种天然既定的殊异气质，才使译文增添诸多趣味性，文本意义才得以深化和丰富。
另外，求异是生命的本能，原本一旦离开作者和原来的创作语境，就成为公共领域被审视和“打量”的对象，甚至作者也成了原作的阅读者或远距离观众，和其他读者一起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原本。对于身兼读者、转换者和传播者等诸多身份的译者来说，在何种心境、环境、语境中构造译本，以什么角度和态度来对待原本，又对译本的意义、意向和形态产生微妙的影响。如此，翻译研究批评家们在评判译者行为时，不仅要考虑原本的构件成分和思想内涵，而且要将译者所处的境况和所持经验纳为评价指标，不能单一地从译品形态来作主观性的判断和评说。况且，评论者本人对原本中呈现的“生活形式”持有多少相同经验，以及翻译批评者的行为是否已经走向求异方向，都值得思考和追问。
译本就是受众的阅读原本
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译本就是原本。译本因其异域性和独特性，一旦进入目的语文化，就变身为原本了。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凡是进入自己视野的事物都是新奇的，包括外来的事物，比如作为译品的翻译文学。在久已习惯的语言文化环境中，受众往往会对那些与众不同的人或事物或事件投以目光，并加以关注。当然，这种新奇的人、物、事等也会出现在自己所处的语言文化环境中。受众这种对新奇事物的关心程度，往往受他们的天性和世界观的影响，对译本也是如此。读者的好奇心，会驱使他们想办法满足自己的选择。有趣的是，读者即使选择了同一本作品，也各有自己的理解，原本中蕴藏的意义在读者的眼中、心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也可以说，一千个译者笔下就有一千种译文。
维特根斯坦曾明确指出，人在思考阶段实际上已在运用着他赖以思考的词语以及句子结构雏形。顺着这个逻辑，译者在概念建构、言语转换、话语表达等各个语言认知阶段，都在用自己的思维工具摆脱原文的预设框架，自主性地调节、操控、转换原文，以超越原文，凸显译文特色，从而开展原创性的工作。
目的语文化社会需求决定译品的“原创性”
社会发展之需，决定了引进译品的“原创性”。原因有二。其一，受众的猎奇心理和特殊爱好，让赞助商觅得无限商机，从而导引其关注的方向。在线图书的精准投放，就是对类型受众分析之后的大数据表现。蕴含于译本中的外来“生活形式”，因其新奇、迥异、独特而吸引着专业受众的目光。翻译作为社会文化活动，往往一开始就带有某种“市场效应”，无法摆脱商品经济的牵引和赞助商的支配，使译者的目的语操控染上明显的“投读者之所好”的色彩。受众既定的价值观念、阅读习惯以及深层的语言文化心理，也决定了他们对来自母语文化之外的文本的“异样打量”。于是，市场上的原本选择在一开始就带上了“原汁原味”的色彩，由此而得的译品也就自然成为原本，或“原创性”作品了。当然，这里的受众只指类型受众。其二，社会—文化发展之需，不仅影响着引进文本或作品的类型、品种、数量等，还对这些文本或作品的异质性抱有很高的要求，即遵守“急我所需”的原则。从需求理论的角度来看，外来的译介文本作为一种经验感受层面上的新鲜事物，会受到本土社会的欢迎，尤其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它们弥补了本土文化在内容上的缺憾，为本土社会价值发展赋能增值，因而备受青睐。
本质上讲，翻译就是一种原创性的行为。它和文艺创作一样，讲求科学性和艺术性，两者都需要遵循科学规律，立足原本、前文本和隐性文本，以此来开展实际工作。同时，两种社会实践活动都具有自己的艺术特征，直面特定的受众群体，并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和爱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内特就指出，“翻译并不是传统偏见中所谓的仅仅是一种从属的、派生的艺术，即它没有原创性、独立性、主动性，永远只能处于非原创性、依附的、被动的地位”。翻译是一种极富创造性的艺术操作，凭借成功的艺术操作，原作可以重获生命并为世人所习诵，可以增添文化含义而焕发熠熠光华，可以获得崭新的存在意义而进入当今的思想文化殿堂。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习近平治国理政话语的翻译传播研究”（2019SJZDA1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城市发展智库）
